毛振华：稳增长的同时一定要注意防风险，否则很容易吞噬积累成果
6月1日，中诚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毛振华携新书《双底线思维》，为大家解读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的双底线思维。他着重分析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动态变化，强调了在当前疫情冲击下保中小企业尤其是保劳动力密集型的服务业中小企业的重要性。毛振华同时提出，要坚持宏观政策的双底线思维，在稳增长的同时一定要注意防风险。
以下为毛振华分享内容精编（有删减）。
要点一览
1/2008年金融危机是中国宏观经济与政策的分水岭
2/2016年中国经济政策发生了重要转向
3/疫情改变了世界格局
4/政策稳增长要警惕债务风险的再度攀升
5/保中小企业非常重要
6/疫情下的新双底线思维
金融危机前和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很大的变化。按照我的分析逻辑，大抵是如下的一个动态调整过程：
一.2008年金融危机是中国宏观经济与政策的分水岭
我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中国宏观经济与政策的一个重要分水岭。2007年中国gdp同比增长率达到了14%，仍处于危机前的高速发展期。2008年上半年时，我们还在看2007年的经济数据，觉得它的发展速度太快，有过热倾向，所以在2008年上半年，中国出台了一些防止过热的宏观经济政策。
等2008年奥运会结束后，我们再来看经济、看全世界的时候，因为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世界经济已经满目疮痍。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了全世界，在中国其实也引起了gdp增速的断崖式下滑， 我们采取了非常激进的政策，把下滑的经济强力拉回。我们采取了“债务-投资”驱动模式，通过扩大投资解决经济增速下滑问题，扩大投资，因为那时候的消费、出口都面临比较大的压力。但是，扩大投资的钱是举债而来的，并不是发给公司、个人的。
我认为2008年中国应对世界经济的政策，最终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中国的经济体系、经济结构、经济地位，同时也改变了中国的改革和中国政策的基本格局。
当时中国并没有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我们采取了比其他国家更加激进的政策，这就使得中国出现了一个跟西方国家错峰发展的机会。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后经济企稳，在2009年下半年开始反弹，201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4年又成为资本净输出国，更重要的是，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中国在实现错峰发展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金融危机后，我们比较长期地实行了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即稳增长政策。中国经济在2007年达到一个顶峰，有过热的倾向，经济结构本身需要调整。我们在这种需要调整的时候，不仅没有调整，反而采取激烈的刺激政策，导致金融风险逐步累积。所以，到了2016年，风险已经累积到相当的程度。
二.2016年中国经济政策发生了重要转向
2016年，我第一次提出了宏观政策的双底线思维。双底线思维含义是指，在制定经济增长政策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双底线思维，不仅要注重经济增长，对风险本身也要有足够的防范，这两个都是底线。我在当时情境下提出双底线思维实际上是想建议中国经济政策要做重要转换，即把防风险放到优先的位置，并把这一思想整理成文提交了中央有关部门。201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要把防控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接着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要守住金融安全的底线，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提出防控金融风险。
2017年之后，我们进一步加大了关于防风险的认识，一直到十九大报告提出“守住不发生系统风险底线”，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第二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与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一起列为三大攻坚战。
但是，2018年美国挑起了贸易纠纷，使得中国经济运行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种种原因导致我们不能如期按照原定的防风险政策来实施。2018年到2019年，宏观政策的重心再度有所调整，对稳增长的关注加大，但依然没有放弃防风险。我们比较了中美贸易战前后的政策，可以看到，2018年我们的货币政策开始出现结构性宽松，我们对金融的监管也是结构性放松，改革开放的力度在加大，并且集中在科技创新领域。
三.疫情改变了世界格局
现在出现了新冠肺炎疫情，人类对于这个灾难的应对，实际上改变了世界的格局，这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首先，从经济上看，它加大了中国经济运行的外部风险。2020年全球经济将处于衰退状态之中，这是继1929年美国大危机以来，最糟糕的一次全球经济衰退。全球经济衰退导致外部需求大幅走弱，这个可能还会在后面一段时间之内持续发生作用。
其次，疫情冲击下政治风险加剧可能会导致去中国化的全球化。现在每个国家都在限制国外的货物、人员往来。是不是永远都会这样呢？未必是，因为在过去的情况下，全球的分工是客观存在的，这个分工既是由资源禀赋造成的，也是由于竞争，特别是成本的变化造成的。发达国家之间长期有这种合作，中国是在这些年才加入进去，假定中国不参加这个合作，会是什么结果？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讨论。我个人觉得，我们在讲全球化的衰退、逆全球化的时候，最有可能发生的或者已经在发生的，就是去中国化的全球化，这是我们看到的一种潜在的危险。
再次，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很大。中国本来是全球产业链中比较成熟，最有竞争力的一个经济体。但是在疫情冲击下，买方和供方的企业的生产都受到巨大压力，所以我们的产业链遇到了很大的问题。而更值得关注的是，疫情下全球的产业链应该会重组，重组的原因很有可能是由于去中国化的全球化，跨国公司可能加速从中国撤出产能，这对我们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要看到，全球的产业链和生态链在发生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就是降低中国的重要性。
四.政策稳增长要警惕债务风险的再度攀升
受疫情的影响，中国经济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这是自1992年公布gdp季度增长数据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各个省份gdp同比增速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但在整体下滑中也呈现分化态势，主要是疫情严重的省份经济更严重，或者说应对疫情付出的代价更大，像西部地区的疫情冲击比较小，所以它的gdp增长速度相对比较快。从三大产业来看，工业所受到的冲击最大，因为需要劳动力密集，还有大量物流、供应链的变化，所以它的下降更多。但三大产业都是下降的。从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回落的，因为在这个时候投资也很难有效率。这就是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个特殊情况。
但从全年来看，即使我们的经济增长率达到最低，也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一个是正数的国家。这就意味着，我们跟他们的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我们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还会上升，这就是衰退性增长。
即便如此，面对疫情的冲击，我们必须用应对危机、救急、救命的方法来加大政策的增长力度，来发力、鼓励消费，使经济增长得到修复。
我觉得现在我们要关注一个问题：一个国家一有问题就放水、一有问题就采取比较激烈的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是不是就能把问题解决呢？还有，在什么情况下，通过负债的方式扩大投资和消费能力是有效的？什么时候效果小？什么时候它的副作用更大？
经过前面的几次调整之后，我们的政策空间越来越小。比如说负债问题，中国过去是在一个长期负债率比较低的状态下运行，中国人不爱借钱，政府借钱不多，企业借钱也不多。后来发现，在早期增长过程中我们学习了日本，日本都是储蓄转化为投资，居民把钱存给银行，银行把钱贷给企业，包括债券市场，也是优先发给企业，这就导致企业负债率比较高，政府负债率和个人负债率比较低的情况。
但是到了后期，我们采取的一系列宽松政策特别是房地产政策，加大了对居民的放贷力度，这导致了居民部门债务杠杆率快速上升，中国居民的杠杆率的增长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绝对量也在世界上处于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水平，当然不是最高。政府的负债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的，因为中国的负债除了常规的信用负债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中国有很大的国有资产，中国可出售的国有资产部分还是很大的，所以我们政府部门负债是健康的，还有一定的空间。
但是整体来说，我们很难在短时间之内达到西方国家用几十年时间积累的债务基数，但是达到一个债务基数规模之后再实行比较大的债务扩张政策，就会使得全社会的债务负担更加沉重，负债多，经济很有可能更困难。
五.保中小企业非常重要
我们来看看疫情冲击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2018年，在中美关系变化下，我们提出了“六稳”。由于疫情，我们在“六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六保”，“六保”中最重要的点就是保居民就业。这说明，我们最担忧的、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就业出现问题。六保”里的就业居于首位，我觉得说的非常准，因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让人民得到实惠，而不是让更多人因失业而痛苦。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没有提出gdp的考核目标，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我一直呼吁，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不要提两大目标，一是gdp翻两番，二是扶贫攻坚战。这次政府工作报告里，没有提gdp增长速度，但还是强调了扶贫攻坚战。对扶贫攻坚战这一点我也有所保留，同时我也非常感动、认可，再困难，我们也要发挥中国的体制优势，解决问题，而不是有困难就放弃。现在国家在动员企业界参与对口扶贫，我相信，经过努力，这个目标还是能够实现的。
政策方面，“六保”里我重点关注“三保”，精准施策，保企业、保民生、保就业。后来我又进一步提出，核心是要保中小企业。保中小企业，才能保证就业，才能保证基层运转，才能保证民生。因为在中国，中小企业特别是服务业中小企业是解决就业的一个主要来源。并且中小企业服务业里，很多不是刚需。消费服务业受到的冲击比较大，如果这批企业开不起来，很多就业者就会遇到困难。所以保中小企业，特别是要救劳动力密集型的服务企业，非常重要。
六.疫情下的新双底线思维
我觉得当前我们要有一个新的双底线，把防疫作为重中之重，同时要把经济增长作为另一个重中之重。这两点实际上都很重要，在这种情况下要看疫情的演化来决定相对主次。
另外，我对疫情下的经济增长有一个重要的分析，即要救民生之急。像武汉地区基本上从1月下旬开始到现在，很多人都没什么收入或者收入下降，全国其他地方也出现了一些困难，所以我建议全国应该发放一部分消费券，一是改善生活，解决困难；二是刺激消费，解决特别是基层中小企业的消费，让他们能够启动起来。这方面国家已经采取一些措施，但我觉得还有潜力可以做得更好。
同时，我们还要补卫生公共短板，在武汉建设公共卫生战略基地，这不仅可以解决一部分投资问题，同时也是恢复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后来我们发现，我国很多地方完全没有公共卫生储备，这个短板要把它补起来。同时，要使中国成为最强、最高水平的公共卫生物资生产大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投资方面也可以加强公共卫生设施建设。
总的来看，我们现在有一些短期的困难和问题，很快就要逐步恢复正常，届时，我们还需要坚持稳增长和防风险双底线，这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形成的一个重要总结，是中国经验、中国故事，同时，它也会指导我们未来的经济工作。所以我们在稳增长的同时一定要注意防风险，因为一个大的风险的爆发，能够把你一段时间积累的增长成果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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